海归厅长田国强

1983年,27岁的田国强第一次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上一年,他刚刚从位于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专业是计量经济学。美国的富裕给田国强以极大震撼,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友好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自己碰到什么麻烦,立刻就会有很多人来帮忙。田国强感到困惑和痛苦:中国人那么勤劳,为什么至今还那么贫穷;国内天天号召大家学雷锋
,却不见得有多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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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田国强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最近,他与助手陈旭东合著了《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从过去170多年的历史长河及国际横向比较,来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及深化改革。书中,田国强指出,要让改革成功,必须实现“道、势、术、时”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事实上,田国强本人就是一名改革者,他主持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科改革已走过了十个年头,成果丰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辛酸和艰难。田国强依然担心自己推行的改革无法制度化,走向“人走茶凉”的结局。

原标题:田国强:如果企业激励制度做得不好,勤快人就会变成懒人|“致知100人”29期

经济学教育改革家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29期

2004年7月,已是美国得州A&M大学终身教授的田国强走马上任上海财经

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不过,他并未放弃美国的教席,而是利用假期回国主持上海财大经济学院的工作,这种方式被称为非全时聘用。然而正是这一“兼职”,拉开了上海财大经济学教育长达十年的改革大幕。田国强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希望通过发展振兴学校的基础学科经济学科,“用五至八年时间将上海财大打造成中国乃至亚洲一流的财经类大学”。

田国强至今已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长达16年,是国内担任经院院长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他在上财所进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被称为“田国强模式”。

在田国强看来,一流大学有三个必要条件,即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课程。他认为上海财大的生源质量有保证,最大的短板是师资。于是就任当年,田国强就通过美国经济学年会的经济学家招聘平台JOE(Job
Openings for
Economists)发布海外人才招聘广告。效果很明显,2005年就有10位海归博士前来报到,他们大都毕业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国际经济学学术重镇。依照北美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位晋升标准,财大专门为这批海归学者设定了一个教职通道,被称为“常任轨”(Tenure
Track),实行高标准的国际化考核体系,并辅以与国际经济学家人才市场接轨的“年薪制”配套制度。而存量教师依然采用原来的管理模式,但也可以申请进入“常任轨”。

1983年,田国强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是改革开放后该校经济学系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并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1990年,田国强成功拿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系终身教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者中获得终身教职的第一人。

由于严格执行六年“非升即走”的制度,2010年第一次“大考”时,有4名海归博士获得上海财大的“常任轨”教职。10年来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陆续引进了约70名海归博士,目前学院82位专职教师中,有47名是海归。田国强也强调师资流动的重要性,重视从国内兄弟院校引进优秀学者。

到美国留学后,田国强对中美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感受颇深,专业为计量经济学的他逐渐对时政、社会和人文科学等方面产生兴趣,开始结合国外的经济与社会模式思考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的问题。

大规模引进海归学者的效果立竿见影,上海财大的经济学研究实力得到明显提升。根据荷兰蒂尔堡大学2013年10月公布的“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2012年上海财大在国际顶尖、一流的32种经济学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发表数在两岸三地所有高校中位居第1、亚洲第6,而世界排名则上升至第61名。

改革开放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作为关键领域,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奠定了后来市场体系形成的基础。在接受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的联合访谈时,田国强表示,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并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最根本的改革是早期松绑放权的举措。

不过田国强对此也很清醒,由于引进的多是年轻学者,尽管发表文章的篇数很多,但是引用率还很低,明星级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过田国强坚信,再过十年,情况就会不一样,目前这批已经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会在国内被认可。

1993年,田国强和一批留美学者共同出版了《市场经济普及丛书》。该丛书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和发展。2014年,田国强以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获得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由于改革对存量学者有一定冲击,田国强坦言,改革的阻力很大。“反对势力很大,来游说的人很多。只能compromise,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具体做法是循序渐进。为了保持院内安定,田国强宣布几条,首先,任何老师都有课上,第二,任何老师不会因为改革失去工作,第三,奖金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济环境还较远。”田国强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搞对了激励,朝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迈进。

“改革是从本科生教学开始,因为很多老师并不带本科生。然后是硕士、博士,博士生教育的改革难度相对较大,慢慢去做。”田国强告诉记者,这也是“明道、树势、优术、抓时”的一个过程。

田国强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因此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

上海财大的“经济学创新平台”,促成了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形成,并被列入首批项目,推广到了其他20多所高校。今年7月,凝结了上海财大十年教育改革经验的《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一书出版发行,该书由田国强牵头主编。

“强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在资源、制度、技术、人才和话语权五方面展开,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和人才及话语权的竞争。”他说,原创性的经济学研究能很好地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为此,他推动上财引进了100多位海归教师,并在国内开先河建立了常任轨制度,配套以先进的学术机制,给年轻学者充分的舞台和空间。

尽管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田国强依然担心自己开启的改革无法制度化。“哪天我不做院长了,原先跟着我来的那些人,是不是也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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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田国强相信,通过他的改革,会让引进海归变成一股潮流,在国内形成一个经济学家的市场,逼着其他院校竞相模仿,以提高学科排名。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国际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其从籍籍无名变为亚洲一流,但田国强对此并不满足:他只给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打了及格分。“我本来希望,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上财打造成真正的世界名牌大学,现在看来还需要更多时间。”他说,“我给自己打及格分,也是告诉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骄傲自满。”

四位一体改革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如果说《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是一个案例改革的归纳,那么《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就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演绎。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于80年代到美国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当时是有什么契机吗?

田国强说,后者是他对过去20多年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制度转型的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田国强:1983年,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跟随经济学家奇普曼学习计量经济学。我很快体会到中美的经济差距。我很震撼,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富有?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这么贫穷?因此,我很早就立志用现代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基于对170多年来乃至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变革得失和理论内在逻辑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面对改革的艰巨性,必须灵活运用‘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法论来进行系统的全方位联动改革。”田国强在十月底的陆家嘴读书会上说。他在书中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满足了一个成功变革所需具备的这四个必要条件。

当我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经济学家赫维茨教授的机制设计理论这门课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因为机制设计理论的思路所针对的是市场失灵、转型经济等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转型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缺位和过位问题,正好可以应用到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之中。

他介绍说,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因为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赫维茨教授曾多次访问社科院,他当时非常关心中国改革。所以,我决定选择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赫维茨教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

所谓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实就是文化。田国强以企业打比喻:一流的企业做品牌,二流的企业做技术,三流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回国后你和一批留美学者共同编辑了《市场经济普及丛书》,编写这套从书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的企业做产品。“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企业文化。他强调,”有没有好的社会规范,有没有好的市场经济,最关键是政府角色的定位问题。

田国强:当时在美留学的一批人都加入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即将迎来又一次的经济改革大潮。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提出三个三十年的观点,认为现在高层正在做今后三十年的战略布局。同时,郑永年也指出,由于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要啃硬骨头,且要突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需要在政治上结束分权状态,走向集权。

中国当时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国内对市场经济的概念还不太清楚。我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知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批代表中国在海外留学最高水平的一批经济学人,包括作者和编委包括易纲、海闻、林毅夫、樊纲等人,从宏观、微观、企业组织、国际贸易和计量数据等领域进行丛书写作,比较通俗地介绍了市场经济。

田国强对此有保留意见。“我的看法是,在当前改革阻力巨大的情况下,为了改革,有一定的必要将集权作为手段,但千万不能当作长久制度安排来推崇。盯住的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方式会大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哪些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哪些是终极性制度安排,要区分清楚,万万不能将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化下来。”在他看来,集权进行改革攻关是把双刃剑。

田国强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6年会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言

市场经济启蒙者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留美经济学会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有何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上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历史性选择,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共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已经深入人心。这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富强,给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也来自田国强们的市场经济理念启蒙。

田国强:我觉得非常重要。许多中国留美经济学的会长和会员都在为中国改革献计献策,非常严肃认真地在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

1993年,田国强和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教授主持编撰了国内首套通俗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田国强本人与张帆教授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丛书在1994年获得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大奖,被许多经济学家推荐为经济学入门读物。

在中国很多重大改革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员有效发挥了其前瞻性的自身优势。在政策还未制定出来时,我们就开始研究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年会在国内学术会议中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于1985年5月26日,目前活跃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钱颖一
、茅于轼 、易纲、海闻 、林毅夫 ,以及田国强本人,包括已经去世的杨小凯
,均是CES的成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秘诀是搞对了激励。应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田国强在2010年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会长论坛上发言时表示,他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前期留学美国的一批人,对推进中国经济改革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和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对中国现实国情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接受过国外大学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扎实训练,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着切身经历和体会。”因此,要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发挥CES的智库作用和影响力,为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导向前行提供思想理论支撑。而他在上海财大主持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也是一种参与和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

田国强:经济环境不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是充分考虑到客观现实和优势条件,以及如何解决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

在当年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总前言中,田国强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怎样作决策的学问,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既包括政策制定者如何‘经国济世’的大谋略,也包括一家一户、摊贩厂商怎样‘打醋卖盐’的小计划。所以,无论你是鲜衣华盖之辈,还是引车贩浆之流,经济学都与你息息相关。”

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根本原因是搞对了激励,朝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方向演进。

年近花甲的田国强仍在谱写他的经国大计。

在我看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首先,制度和改革不是去改变人性,人性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制度设计者需要顺应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性,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个体通常会争取自身的利益。同时,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如何调动积极性以此形成激励便成为改革的关键问题。

中国深化改革调动了老百姓发家致富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话非常深刻:“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讲的是两类极端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激励制度做不好,勤快人变成了懒人。

田国强与博士指导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教授、硕士指导老师林少宫教授、周济院士于华中科技大学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现在大家对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存在较大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两方面的分歧?

田国强: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原因归结为周期性、外部性原因,而我认为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所以,我认为结构性改革是更为至关重要的。这是我跟林毅夫教授争论的一个焦点。

林毅夫教授强调的是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而我则坚持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治理模式,因为一味地强调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已经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没有建立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会引起经济下滑。想要真正搞好市场经济,就必须划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也就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才能导致有效的市场!林毅夫教授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看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维度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市场是否有效的根本决定绝对因素是在于政府的恰当定位选择。

中国当前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但是我并不认为应像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那样,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主体地位。

毫无疑问,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究和保护产权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未来推动市场更加有效、公平和法治的进程中,政府也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其新的根本重要因素就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

美高梅官方网站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未来中国经济改革能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田国强:改革开放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根据研究,任何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都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要素驱动。过去四十年,中国依靠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的红利驱动,使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民营经济在产值和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效率驱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营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当前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化改革。

三、创新驱动。从全球来看,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因为技术性研究有风险,成功率不到5%,很少有国企董事长和总经理敢于冒风险,拿着国家资本去创新。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以前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你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你能否简单地解释一下或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田国强:我认为可以从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和深化改革四个方面来阐释中国的改革进程。

如何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发展?如何让中国经济得到高质量的良性发展?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认为仅仅只靠短期的经济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短期问题往往可能和长远目标不一致,只注重解决短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使政策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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